这里，地处废黄河、淮河下游、黄海之滨，是迅速成陆和严重蚀退的侵蚀性海岸。从1855年黄河改道从山东入海至1949年的94年间，垦区北端废黄河一带海岸线蚀退17公里，平均每年蚀退182米。1940年以前，由于当时的政府不重视治海，虽有残堆断堤，终不能捍海，故沿海人民饱受海潮侵袭的苦难，实在难以言表。
解放前夕(即大海啸发生后)，经阜宁县有识之士杨芷江等多方奔走，屡屡呈文，当时的韩德勤省府因却不过“情面”，才决定“拨款20万元”修筑海堤。可是这20万几经克扣，到堤者实不过14万元，再除大量的“行政费”，所余不过10万而已。经费不足，修堤图纸一改再改，标准逐级下降，结果建成了一条群众称之为“韩小提”;在1940年8月1日(农历6月28日)的一次潮汛中，荡然无存。杨芷江痛心疾首，赋诗抒悲：“去年海潮平地溢，今年潮水盖如之，槁余苗莠同时没，劫后黔黎逐日移。捍患未周无远虑，堤防重决有深悲，桑田坐看成沧海，庐舍行将痛别离”。硕耆如此“深悲”，老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。
在我们屯垦时，这片广阔的草滩上，南有射阳河，北有废黄河，西有通济河，东有宋公堤(海堤)，灌溉总渠横穿东西入海，垦区内只要开挖好排灌渠道，发展农牧业生产大有可为。尤其是“宋公堤”的修筑，对于防止海水倒灌、土地盐化，已经有了基本保障。何谓“宋公堤”?1940年秋后，我民主政权刚刚建立，阜宁县第一任县长宋乃德，在东坎镇(当时还是阜宁县的一个区，是阜宁县东北行署所在地)召开了一次耆绅座谈会，席间有人提出海啸后灾情严重和修筑海堤、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间题。宋乃德当即表示赞同，并立即上报中共中央华中局，得到的指示是：“海堤是否修筑，应从政治影响决定，经济费用估计，只能占次要地位。”于是宋乃德县长就发动社会各方力量，集资国币50万元，动员民工20000余人，历时50多天时间，修成一座御卤防潮的大堤，使沿海人民得以安居乐业。
为了纪念共产党、新四军筑堤治海、造福人民的不朽伟业，人民群众沿袭过去“范公提”美名就称这座海堤为“宋公堤”，为此，民主人士杨芷江还激情赋诗：“范公己往宋公继，拜罢先贤拜后贤。”所以，海边有了这道御卤防潮的长城，开发沿海滩地就无后顾之忧了。
调查资料表明，1939年的大海啸之前，这里也曾经有过盛旺时的兴垦。我国近代发展的棉纺工业的奠基人、著名实业家张謇，在他担任孙中山先生临时民国政府实业部总长期间，曾在南通、海门等地创办大生一、二、三、八厂等棉纺企业。发展棉纺工业，需要棉花为原料，张謇遂在南通创办棉训班、农业专科学校(即南通农学院、江苏农学院的前身)，培训技术人员，指导沿海农民植棉。同时，开发苏北沿海垦区，修堤筑坝，建造闸涵，兴修水利，组建沿海垦牧、垦植、盐垦等一系列公司。就五岸、六垛一带而言，南有华成、东兴、阜通、大同等公司，北有新通，新南、隆兴等公司，其次还有“二部垦”、“续垦”等小公司，以及朱、季、王、杨等大地主开垦的大片土地和牧场。一场大海啸以后，沿海滩地全部浸过海水，普遍盐化，农作物无法立苗，有些已成为不毛之地。数年后，由于土地盐分淡化，逐步长出苇草，才慢慢成为“满目篱草不见人”的一片大草原。
这块土地，也是一块英雄的土地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我新四军、八路军曾在这里进行过无数战斗，消灭了大量日伪军和地主、土匪武装。东北部的振东乡，就是修筑“宋公堤”期间，我区长陈振东被杀害的地方;西北部陈涛乡，就是我区委书记陈涛烈士长眠的地方。北面的八滩镇王桥口战斗，就是1943年我新四军三师八旅第24团一举歼灭日本侵路军山本中队100余名日军和一个大队200多个伪军的地方。在剿匪平叛中，我军曾于1941年1月4日，一举平息沙二截地主武装叛乱，消灭其1700余人;1941年2月2日，我3师23团，一举攻克土匪老巢季家圩，消灭其全部土匪武装，当场击匪首顾豹岑，等等。所以，这块土地上人民安居乐业，蒿草肥美，也是无数英雄豪杰用�血换来的。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期间，这里虽然是我华中机关、新四军部队后方基地，军工厂、军医院、报社等部门经常居住的地方，但由于战争环境，主要忙于武装斗争、政权建设和民主运动，未能进行大规模的垦区开发。
1952年4月20日，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四师的万名将士奔赴这里屯垦戍边，建设农场之时，鉴于垦区的实际情况和这块土地的兴衰历史，农建四师的广大干部、战士对于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来建设农场的信心就更高了。所以每当汛期来临时，农建四师都要派出抢险突击队来到海堤上来担负修复海堤、守护海堤的艰巨任务。图为如今的黄海海堤风光。
